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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4年《决定》公布之时，八二宪法已经就位接近两年了。

随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并提出全新纲领，1978年宪法可谓进入倒计时阶段，举国上下的思想状态逐渐活跃起来，并且事实上开始为一部更新的宪法做准备。蒋碧昆、许来武两位学者在表示充分赞同之外，也批评当时的理论界自我设限的风气。

宪法学前辈蒋碧昆教授很同意《决定》的重要意义，承认其对于新宪法的某些规定有所发展，并指出需要改变宪法规定条款上的某些特定的传统概念，以适应改革的需要。今天，全社会已经建立起很强的宪法观念，我们也认为现行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一部宪法，这与其总体稳定的品格有很大关系。相对来说，其过程和结果是不可见的。根据授权，国务院以行政上的政策、指令等手段为推动改革的先行力量，人大立法则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张光博：《宪法学科群建设浅议》，载《现代法学》1987年第3期，第58页。

但规范宪法——虽然这并非当时的术语——则要求宪法不应被虚置，既要指明方向，也要确立规范，而规范应当是严肃的。有学者明确指出，一九八二年宪法的本身可以说是改革的产物……在起草的时候是看到了改革的形势，估计到了改革的前途的。另一方面，1954年宪法本身也是提前取代了此前的临时宪法文件。

张光博教授也注意到日本的宪法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其中包括研究宪法的变迁，但未作概念界定。1984年底，在谈及人大立法如何贯彻《决定》时，彭真对若干副委员长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经济体制改革中，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主要管什么？主要管总的方针、政策……法律总的来说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经验不成熟的，不好立法……是否确定这样一个办法：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个试验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先由国务院在宪法的范围内，根据党和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制定暂行条例或者暂行规定，进行试验……然后总结经验，再制定为法律。[36]蔡定剑：《试论法制与改革的关系》，载《法学研究》1986年第2期，第18页。[2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形修改论是建立在党中央的《决定》的基础之上的，并非对完全缺乏权威认可的社会实践或自发运动的概念化，这也是为什么论者坚信其不会泛滥成灾。

[50]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宪法与纲领传统之间的进一步解绑。[51]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方面，彭真的主张很有代表性，他也是极力维护八二宪法稳定性的关键人物。

第四层，八二宪法考虑了法制供给的技术。第二，无形修改是让宪法保持科学性的方式，对其予以正面承认，有助于消除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这就是过往四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缘起。[2]我们知道，在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背景下，宪法的稳定性被赋予特别高的价值，全社会对此极为认同，所以八八修宪的正当性在于，改革的实际进程使宪法有关条文不得不改，否则就成了阻碍改革的消极力量。

肖蔚云教授的观点可作为一个典型，值得仔细研读。在一篇回应文章中，张卫华提出，法律的权威性主要是来自它的科学性，也就是它符合社会的客观现实。如果说宪法的改革适应性其实是更宏观的改革图景中的一环，那么稳定性可谓是一种更加切合法制本身的属性。我们已经见证了市场经济为国家、为民族带来的巨大实益：我们看到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它们创造了大量就业、贡献了财政收入、推动了自主创新、开拓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

[43]在1993年，中共中央在正式建议修宪时又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做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双重任务是八二宪法的突出特征，这预示了宪法变迁发生的必然性，也是法学界聚焦宪法变迁现象生发出改革以来第一波研究热潮的制度土壤。

一言以蔽之，法制供给随时可能落后于社会实际需要，宪法也不能例外。其二，在两年之后的另一篇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的文章中，蒋教授直接承认无形修改是宪法修改形式之一，在我国有其具体表现。

因此，1979年国家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部兼有改革与开放精神的新经济法律，紧接着，1982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实施之后的最初两条修正案，也是八二宪法第一次实现修改。首先，新中国的宪法史凸显出宪法稳定性的弥足珍贵。[23]中文宪法变迁一词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使用，最早出自对日本学术的介绍，但极为简要，甚至缺少对其概念定义的介绍。[28]张卫华：《再论宪法的无形修改——兼答倪正茂同志》，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4期，第9页。前文分析了稳定价值在当代中国宪法体制中的独特性，其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本地历史及由此塑造的集体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八二宪法最初文本中的诸多条文都在经受经济体制改革的检验，例如第11条规定的个体经济的地位，第6条第2款按劳分配原则如何把握，第15条规定的国家经济计划的范围和强制力，第17条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问题，等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份《决定》正是十二大所预告的改革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

[20]参见蒋碧昆、许来武：《试论修改宪法》，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1页。[3]叶峰：《论我国现行宪法的修改》，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4期，第1页。

[6]第二层，宪法未能写入改革的具体方案或者改革所要达成的理想制度形态。1954年宪法是公认的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但这部宪法给人留下的是宪法短命的印象。

[9]参见刘怡达：《八二宪法的传续与革新——兼论七八宪法对八二修宪的影响》，载解亘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春季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4-349页。八二宪法第15条第2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决定》则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计划经济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并且，虽然指令性计划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25]卫夏：《宪法的无形修改浅析》，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4期，第39页。他同样在1986年参与了宪法与经济体制改革之关系的讨论，但不认为《决定》有任何问题。

张卫华强调无形修改并不是违宪现象，这一立场是不应忽视的——他正面肯定无形修改的实实在在存在，并且指出这是使宪法保持科学性，更加符合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版本的变迁论产生于1993年修宪已是箭在弦上这个时间特征，因此，就算宪法变迁的概念引发歧义，也很快会随着形式修宪的完成而消弭争论。

相对来说，其过程和结果是不可见的。他进一步申论，如果因为立法时认识水平不足，以至于法律与客观规律、客观要求有出入，无可非议，但如果是认识到了而不加改正、并且还要非执行不可……必然导致法律僵化、实施困难，降低法律及立法机关的威信。

随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并提出全新纲领，1978年宪法可谓进入倒计时阶段，举国上下的思想状态逐渐活跃起来，并且事实上开始为一部更新的宪法做准备。[22]王瑞贺、魏定仁：《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第12页。

在经济制度方面，国人普遍认为，这部宪法改变了此前过于僵化或者说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计划体制，为国民经济恢复活力乃至后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奠定了基础。参见谢次昌编译：《一年来日本宪法学的动向》，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3期，第7页。蔡定剑教授也特别强调《决定》之中所说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这句话，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以往任何意义上的‘大革命'或群众运动'。八二宪法肩负多方面重要任务，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权力分工原则、释放地方发展活力等，因此，经济体制纵使十分重要，也不会成为指引制宪或修宪的唯一议程。

[15]概括起来，八二宪法的改革姿态就是宏观上支持、微观处留白、欲以无为而至有为。[41]后来许崇德教授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很快，宪法个别规范落后于客观实际的现象难以避免，所以对宪法相关部分作出修正是必要的，1988年就实现了一次修正，今后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宪法将适时地作出必要的修正，使它如实地反映实际，正确地指导实际。

四、结语（一）宪法的稳定与宪法的权威回溯九三修宪之前的制度发展与理论脉络，一个印象至深之处就是对于宪法稳定性的普遍强调。（一）八二宪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交汇众所周知，八二宪法的起点不是1982年，而是1978年。

在一个宪制成熟的地方，宪法稳定性是宪法的众多属性或价值之一，但不至于被过度强调。参见董播舆：《关于宪法保障的理论》，载《法学杂志》1991年第1期，第40-41页。